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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年轻的威廉——现在二十五岁，完全融入了金融世界——向祖父解释新趋势：“我们在交易的东西越来越抽象。以前是实物商品（香料、鲱鱼），然后是公司股份（VOC），然后是国债，现在……是风险的碎片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“比如，”威廉展开一张复杂的图表，“这是一份‘航运风险证券化产品’。假设有十艘船要从阿姆斯特丹驶往巴达维亚。传统上，每艘船单独买保险。现在，我们把十艘船的风险打包成一个金融产品，分成一百份出售。投资者买的不是船，不是货物，而是‘这十艘船中损失不超过两艘的概率’。”

    扬二世试图理解：“所以如果只有一艘船损失，投资者赚钱？如果损失三艘，他们亏钱？”

    “简化来说，是的。关键是这个产品本身可以交易。你可以今天买，明天卖，根本不在乎船是否真的起航了。”

    “这离现实有多远？”

    “三层抽象，”威廉伸出三根手指，“现实层：船和货物；金融层：保险合约；衍生层：风险证券。每多一层，离实物远一步，离纯数字游戏近一步。”

    扬二世想起父亲小威廉的话：“荷兰人最擅长创造虚拟价值。”但这是进化还是异化？当金融完全脱离实体，经济还剩下什么？

    他查看了公司账目。航运业务利润率在下降——竞争加剧，成本上升。但家族信托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在上升——多亏了威廉的这些“金融创新”。

    “我们在用一条腿赚钱，用另一条腿亏损，”他对孙子说，“而且赚钱的那条腿越来越虚，亏损的那条腿越来越实。”

    威廉没有反驳。他在交易所见过太多类似故事：实体经济萎缩，金融泡沫膨胀。就像一个人日渐消瘦，但穿着越来越华丽的衣服——直到衣服再也遮不住骨头。

    1718年，一场丑闻终于刺破了VOC的体面表象。

    不是亚洲的腐败——那已经司空见惯——而是阿姆斯特丹总部的高级官员被查出系统性篡改账簿，虚报利润长达五年。目的？维持高分红，支撑股价，方便内部人士在高位抛售股票。

    丑闻爆发的当天，VOC股价暴跌百分之三十。这次没有反弹。投资者终于醒了：这不仅仅是“管理不善”，是欺诈。

    扬二世被邀请参加一个秘密会议，与会者是几个大股东和退休官员。地点在运河边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，但内部装饰奢华得令人不安——镀金镜框、中国瓷器、波斯地毯，全是VIC全盛时期的战利品。

    “我们需要拯救公司，”主持会议的老董事说，他八十岁了，声音颤抖但眼神锐利，“如果VOC崩溃，不仅是投资者的损失，是荷兰的耻辱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拯救？”一个年轻股东问，“注资？改革？还是……掩盖？”

    “改革需要时间，但市场没有耐心。注资需要钱，但我们刚刚重组了国债。”老董事看向扬二世，“范德维尔德先生，您家族以务实著称。建议？”

    扬二世沉默片刻。他想起祖父老威廉参与创建VOC的时代，那是充满冒险和理想的年代。现在，只剩下贪婪和掩饰。

    “我的建议可能不受欢迎，”他终于说，“但真相是：VOC的模式过时了。垄断催生腐败，缺乏竞争导致低效。与其注入更多资金延长痛苦，不如……接受现实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现实？”

    “VOC需要彻底重组：拆分区域业务，引入私人竞争，透明化管理。短期内股价会暴跌，但长期可能重生。”他停顿，“或者，继续掩饰，直到彻底崩溃，连带拖垮荷兰的金融信誉。”

    房间里争论激烈。老一代想保住遗产，年轻一代想减少损失。最终达成了典型的荷兰式妥协：成立“改革委员会”，做出改革姿态，但实际动作缓慢——拖延的艺术。

    离开时，一个年轻的股东悄悄对扬二世说：“您说得对，但系统拒绝改变。就像老人拒绝死亡，即使生命已经只剩下痛苦。”

    1719年，家族的第四代开始做出自己的选择——这些选择让扬二世既骄傲又担忧。

    卡特琳娜决定去法国，不是短暂游学，而是长期居住。“我想亲眼看看启蒙运动的核心，”她对母亲玛丽亚说，“荷兰曾经是思想自由的天堂，但现在……我们太专注于计算利润，忘记了思考意义。”

    “你会回来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但我会写信，带回来新的思想。也许荷兰需要外部视角才能看清自己。”

    年轻的威廉则完全投入了金融世界。他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，专门交易“衍生金融产品”——那些扬二世勉强理解的抽象合约。公司利润丰厚，但风险高得像走钢丝。

    “祖父，这是未来，”威廉试图解释，“实体经济在萎缩，但资本需要增值途径。金融创新填补了这个空白。”

    “但空白本身是问题，”扬二世说，“如果实体经济在萎缩，为什么资本在增值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资本在自我循环。钱生钱，脱离实物。”

    这种对话让扬二世感到代沟像鸿沟。他这一代相信船、货、账本的具体世界；孙子这一代生活在数字、概率、波动的虚拟世界。两个世界在同一个城市共存，但越来越难以对话。

    玛丽亚继续她的农业研究，但开始把更多管理权交给年轻助手。“我六十三岁了，”她对扬二世说，“土地需要年轻的手来照料。但我会监督，确保工作继续。”

    她的丈夫约翰上校退休后，致力于写回忆录和军事改革建议。但稿件被出版社拒绝：“战争结束了，人们想忘记，不是记住。”

    “也许荷兰想忘记的太多了，”约翰对扬二世苦笑，“忘记战争的代价，忘记债务的原因，忘记我们如何从巅峰滑落。但忘记不会解决问题，只会推迟清算。”

    1720年春天，一个看似无关的事件在大洋彼岸发生，却像蝴蝶效应般影响了荷兰：英国南海公司泡沫破裂。

    消息传到阿姆斯特丹时，威廉的投资公司正在交易类似的“泡沫产品”。损失是灾难性的。

    “百分之七十，”威廉脸色苍白地向祖父报告，“我们管理的资产缩水了百分之七十。客户在要求赎回，但流动性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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